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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風險投資從創立到發展，從幼稚到成熟，從弱小上升到世界第二的位置，僅僅走了25年的歷程。如同中國經濟發展的走勢，風險投資的發展速度也是令人人咋舌。2001年美國種子及風險投資協會( NASVF: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ed and VentureFund)在美國西部波特蘭市召開了一次國際風險投資交流會，會議特地設了一個個分會：風險投資在中國( Venture Capital in China)，筆者有幸作為5位發言人之一，但整個會場除了演講人外只有三名聽眾。當時不少美國風險投資家幾乎不相信風險投資冬還會在中國發展。時隔幾年，風險投資進入中國幾乎成為硅谷沙丘路的人人討論的詢話題。從2006年始，中國的風險投資總額就一躍名列第二，僅次于美國。雖然世界第一的作為風險投資鼻祖的美國和位于第二的中國，其風險投資規模還是差距較大的，但無論如何，從2006年以來，中國風險投資一直保持世界第二的位置。
    自1985年3月提出設立風險投資以來，風險投資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從無到有，由市場貧乏到增速加快，直到成為緊隨美國之后全球第二大（風險投資國。中國風險投資的發展與中國經濟轉型型階段的特征密切聯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得益于經濟領域的轉型，包括經濟體制的改革、法制建設、金融體系完善、政府職能在經濟領域轉變、科教文化事業的進步等，這些都對風險投資有直接或間接的促進作用。
    （一）中國經濟市場化轉型孕育了風險投資發展的基礎環境
    風險投資是經濟高度市場化的產物，需要發達的市場體系作為運行環境。計劃經濟體制下，產品服務的產、銷、用均由政府行政計劃指令完成，全國只存在真正的決策機構，不存在自主行動的市場實體。個人、企業（非市場化的）或其他實體沒有自身的利益訴求，沒有創新的激勵，科技成果停駐在實驗室或者論文集之中，沒有人想著去將它們產品化和商業化，制度環境也不允許這么做。缺乏市場經濟的體制和市場化的運行機制，經濟活動和科技創新都與風險投資的本質不相容。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市場化轉型的成功孕育了風險投資的必備環境。
    （二）經濟持續增長和結構調整為風險投資發展提供了動力
    風險投資最本質的特征是通過承擔投資的高風險而獲取相應的高收益，承擔高風險是前提，獲取高收益是目的。因此，必須是擁有相對富足的財富的人或實體，才會有較高的風險忍受程度，從而對風險投資這種投資形式感興趣；也只有經濟增長帶來了大量的財富積累，才能提供風險資本來源，才有能力承擔高風險。全球風險投資興拱起和發展的經驗表明，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即便是實行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也難以培育風險投資。因此，在我國經濟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經濟持續增長和經濟結構優觸化為風險投資提供了必要的資本來源，是風險投資發展的動力之一。
    經濟的增長創造剩余社會財富，這些富余資金必然要找到存在的環境，于是風險投資成為其可選擇的投資方式之一。經濟結構調整的背后是一系列國家產業政策的調整，由此催生的新產業、新興行業比傳統行業、產業具有更高的利潤水平，符合資本逐利的本性要求，不僅成為風險資本投向的目標，也在獲得高額利潤中積累了進一步的風險資本來源。
    （三）市場經濟法制體系建設是風險投資市場化運行的保障
    風險投資環節多，涉及利益相關方也多。一般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間的利益關系、風險投資公司和創業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都分別建立在合約基礎上，需要法律作為保障。有效合約條件，要么雙方以信任為基礎，要么雙方以法律為仲裁。前者是自發狀態的約束，后者是硬性的約束。信任和法律共同推進社會契約的有效執行。市場經濟追求“看不見的手”，誠信存在調控缺失的空間，必須有法律作為保障，市場經濟和法制并肩而行。作為市場經濟體系的一部分，風險投資也必然需要健全的法律保駕護航，才能健康成長。
    （四）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體系的完善為風險投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運行環境
    風險投資是一種特殊的投融資機制，建立在現代金融市場的基礎上，是金融體系的一部分，是科技創新發展到一定程度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及適應經濟結構調整需要而產生的新的金融機制。風險投資最早起源于美國，隨后在歐洲、日本以及以色列等經濟發達國家或地區興起并不斷得到擴張的歷史，證實一個完備而發達的金融體系對風險投資發展的積極作用和必要性。
    銀行業作為金融業的主體，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顯著提升，保險業努殳展迅速，證券行業產業形態相對完整規范化和法制化的金融市場體系，豐富的金融產品體系，不斷健全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現代化的金融市場微觀主體，是金融體制改革喜的產物，又都是風險投資產生與發展必須的備件。我國現代金融體系的建立必將為風險投資孕育適應的成長土壤。
    （五）科教興國戰略和活躍的科研活動促進風險投資發展
    科技創新發明為風險投資提供投資項目資源，是風險投資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之一。風險投資起始并在硅谷繁榮，與美國以斯坦福大學為代表的促進源源不斷的科技發明體制息息相關。盡管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我國也很重視科研活動，但主要為政治和軍事服務，科技發明都是國家級別的大型項目，保密要求嚴格，商業化空間有限，民間也不允許有游離于政府控制之外的這類活動。
    對科技的重視還表現在我國科技投入的穩步增加，科技事業不斷取得重大成果。2007年，我國的研發(R&D)經費支出總額達到487.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111.2億美元，超過英國和法國而躍居世界第四位。全國從事科技活動人員達454萬人，是1991年的2倍，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企業研發經費占全社會研發經費總額70.4%。對科技的重視和科技投入的增加使科技成果大量涌現,科技創新的迅速發展為風險投資提供了豐富的投資項目，是風險投資得以持續發展的動力。
    （六）風險投資的發展亟需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
    風險投資是對未來的投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較強的外部效應，這種不確定性和外部性容易誘致市場失靈，政府的調控就顯得非常重要。根據國際經驗，風險投資業的發展與政府的有效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特別是在風險投資業的起步階段；在風險投資業發展后期，政府直接政策措施可以逐步減弱，轉而進行政策引導和制度支持。政府對風險投資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建立良好的風險投資環境，中國政府除了前文所述及的五個方面內容所作出的努力和所起的積極作用，還體現在對風險投資業直接作用的職能轉變上。風險投資的運作機制就是從成功的投資中獲取超額利潤，抵補失敗項目損失后的余額才是實際盈利。從整個風險投資組合來看，這種盈利還必須是較高的投資收益，因為組合投資承擔了高風險。這是風險投資內含的補償和激勵機制。這種機制主要體現在風險收益機制的建立、稅收優惠、資本來源支持、產業扶持等。
    但是，我國當前的市場和法律環境，仍然存在與促進風險投資發展相悖的地魂方。比如，資金來源就是矛盾比較突出的一個方面，知識產權保護及相關法律法規仍有待進一步的完善。因此，未來中國政府在風險投資業，還需要致力于激勵政策、法律制度和退出機制等發展環境的構建。